三代TRAb（RSR促甲狀腺激素受體抗體檢測試劑盒）：基于M22與血清中TRAb競爭抑制的ELISA法。TRAb每次檢測均包括一套使用正常混合血清(HBD pool)稀釋后的TSHR自身抗體國際標準物質NIBSC90/672。結果以每升M22-生物素結合的百分比抑制率為單位(1-[檢測血清的OD450/HBD的OD450])×100。

二代TRAb（RSR促甲狀腺激素受體抗體檢測試劑盒）：基于TSH與血清中TRAb競爭抑制的ELISA法。

放免法：Southgate等人[7]所述，利用TRAb與¹²⁵I標記的TSH間競爭結合可溶性豬TSHR的機制測定血清中TRAb含量(RSR試劑盒)。

甲狀腺過氧化物酶(TPOAb)和甲狀腺球蛋白(TgAb)的自身抗體采用Beever等人[8]的直接測定法測定。TPOAb單位U/mL(NIBSC 66/387)，測量范圍為1.5 - 500 U/mL；TgAb單位U/mL(NIBSC 65/093)，測量范圍為3 - 1000 U/mL。

標準物質90/672在三種不同的TSHR自身抗體檢測法中的劑量-效應關系見圖1。

圖1 90/672對促甲狀腺激素受體(TSHR)與抗體結合抑制的影響。

標準物質90/672 濃度為0.2 U/L時，對M22-生物素結合的抑制率約為10%；濃度為0.8 U/L時，對TSH-生物素結合的抑制率約為10%。在基于PEG的實驗中，¹²⁵I標記的TSH結合抑制率約為10%時，標準物質濃度約為2 U/L。

在相同結合抑制率（10%）的前提下，標準物質濃度由小到大依次為：M22-biotin，TSH-biotin，¹²⁵I-TSH(PEG)。

三代TRAb的批內檢測精密度：

對一份正常混合血清進行64次測量得到的平均值±標準差(SD)為0.041±0.04 U/L (450 nm處的平均吸光度=2.1±0.079)，表明該檢測法的檢測下限（2倍SD）為0.12 U/L。

三代TRAb的批間精密度如下（圖2）：在0.3 U/L時為14%，在6 U/L時為6.5%。

二代TRAb的批間CV值，在1 U/L時為20%，在4 U/L時為6%。

圖2 不同患者血清間變異系數(CV)與TRAb濃度的關系圖。

三代TRAb測定M22結合的抑制率如下：

圖3 基于M22-生物素對TSHR結合的抑制，使用ELISA檢測不同患者組的自身抗體。MG，重癥肌無力；SLE，全身性紅斑狼瘡；RA，類風濕性關節炎；HBD，健康獻血者。

圖4 比較M22-生物素對TSHR包被的ELISA板孔和TSH-生物素對TSHR包被的ELISA板孔的抑制作用，來自108名Graves病患者(治療和未治療)。如圖所示的線與每個軸呈45度角。通過圖上的點進行最佳擬合的直線(未顯示)的方程是y=1.084x-10.56，r=0.99。

三代TRAb、二代TRAb和¹²⁵I-TSH（放免法）檢測TRAb的受試者工作曲線(ROC)[9]見圖5。在此分析中，靈敏度數據來自108例Graves病組。特異性數據來自60例無臨床甲狀腺疾病證據的患者(和臨床工作人員)組。當特異性為100%時，三代TRAb、二代TRAb和放免法的靈敏度分別為95%、89%和62%。

圖5 三種不同TSHR自身抗體檢測的靈敏度與100-特異性的關系圖。

干擾性研究中，TSH (NIBSC 94/674)最高達3 U/L，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(hCG) (NIBSC 75/589)最高達160 U/mL，促卵泡激素FSH (NIBSC 92/640)最高達69 U/mL，促黃體生成素LH (NIBSC 80/552)最高達10 U/mL，對M22-生物素與TSHR的結合沒有影響(結合的最大抑制率為0%)。

我們的結果表明，三代TRAb與二代TRAb及其類似方法相比，可以檢測出更低濃度的TRAb標準物質(NIBSC 90/672)。 三代TRAb的精密度優于二代TRAb產品。

在108例Graves病組，幾乎所有的樣本用三代TRAb比二代TRAb有更好的競爭抑制效果。以二代檢測抑制率為20%為對照，只有1份血清樣本在基于M22檢測的三代檢測中具有明顯較弱的效果(14%抑制率)(圖4；結果經多次重復測定證實)。

在307例對照組(包括臨床工作人員、健康獻血者和未診斷為Graves病的患者)中，只有2例(0.65%)對M22結合的抑制率大于10%。其中一例患者(三代TRAb抑制率11%)報告過度疲勞(無明確原因)，另一例患者(三代TRAb抑制率12%)有原發性甲狀旁腺功能減退和自身免疫性甲狀腺功能減退。目前尚不清楚這些低檢測值(在反復試驗中得到證實)是試驗中非特異性干擾的結果，還是與低水平TRAb有關。但在二代TRAb和放免法中，兩例患者的血清均為TRAb陰性，但兩例患者的血清均含有TPO自身抗體(按先后順序分別為20 U/mL和70 U/mL)。

在特異性方面，三代TRAb不受TPO自身抗體或Tg自身抗體的影響，在18例自身免疫性甲狀腺功能減退患者中的17例未觀察到抑制現象，17例患者中一些患者一種或兩種自身抗體水平較高(9/17例TPOAb水平大于500 U/mL，4/17例TgAb水平大于1000 U/mL)。同樣，乙酰膽堿受體、dsDNA和類風濕因子的自身抗體均不抑制M22的結合(圖3)，進一步強調了該試驗的特異性。此外，高濃度的TSH(最高達3 U/L)、FSH(最高達69 U/mL)、LH(最高達10 U/mL)或hCG(最高達160 U/mL)對檢測沒有任何干擾。

圖5所示的ROC圖顯示，在108例Graves病組中，有5例(4.6%)TRAb檢測為陰性。在這5例患者中，患者A因甲狀腺相關眼病接受甲狀腺素(T4) (有¹³¹I治療史)和糖皮質激素治療；患者B予卡比馬唑+T4治療5年；患者C卡比馬唑停藥9年，采血前甲狀腺功能正常；D患者接受T4治療(1976年用¹³¹I治療)。患者E在進行TRAb檢測時沒有臨床資料。二代TRAb測定A-E患者血清中TRAb均為陰性(均小于1 U/L，抑制率小于10%)，放免法結果呈陰性或在灰區(TSH結合的抑制率為6% - 15%)。此外，5份血清中均未檢測到Tg自身抗體，1份血清中TPO自身抗體水平較低(2.5 U/mL)。我們無法在這5份血清中檢測到TRAb，這可能與5例患者中至少4例在臨床和生化特征，以及對TSHR缺乏主動免疫反應的原因有關。

二代TRAb能檢測到96/108(89%)的Graves病血清，特異性為100%。二代ELISA結果陽性的樣本，在三代ELISA中均能檢測到。ROC曲線同時強調，相比于放免法，固相包被TSHR的ELISA方法更有*性。在放免法中，100%的特異性情況下，108份Graves血清中只有67份(62%)被檢測到TRAb，其靈敏度明顯低于本文介紹的新TRAb測定方法。

基于標記的TSHR單克隆抗體檢測TSHR自身抗體的方法已有報道[5,6]。然而，基于純化Graves患者IgG檢測TSHR自身抗體的方法早在幾十年前就有報道[10,11]。然而，在TSHR自身抗體檢測中，與親和純化的患者血清自身抗體作為配體相比，人或動物TSHR單克隆抗體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優勢，例如這類單抗容易生產為大批量、質地均勻、純凈且穩定的制劑。單克隆抗體也相對容易操作(例如，通過片段化或突變)，以獲得適合特定測定系統的制劑。

三代TRAb與二代TRAb間檢測Graves病血清TRAb結果密切相關(r=0.99)。此外，來自FIRS 實驗室的Sanders等人也觀察到一系列Graves病患者血清在抑制小鼠促甲狀腺激素受體單克隆抗體對TSHR的結合抑制，以及患者血清對標記TSH和TSHR之間的結合抑制間的密切關系[5]。此外，無論自身抗體是常見的刺激型還是少見的阻斷型，對受體的結合效果似乎效果接近[5,6,13]。這些早期的研究和目前的報道都強調了患者血清中TSHR自身抗體(無論刺激型或阻斷型)、TSH和促甲狀腺單克隆抗體(包括M22™)在TSHR上的結合位點之間的密切關系。然而，研究結果與有關TSHR不同區域參與TSHR自身抗體與TSH激動劑和TSH拮抗劑特性結合的報道不一致[14-16]。

總之，我們所描述的基于M22-生物素的TRAb的最新第三代檢測方法比起早期檢測方法有相當大的優勢，在檢測低水平自身抗體方面是非常可靠的。尤其需要評估低水平TSHR自身抗體檢測，三代TRAb在早期輕度Graves病患者和有Graves病眼部體征但無甲亢史的患者中具有應用價值。

參考文獻 Smith B R ,  Bolton J ,  Young S , et al. A New Assay for Thyrotropin Receptor Autoantibodies[J]. Thyroid, 2004, 14(10):830-835.